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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者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概述

字號+ 作者:qiki 來源:軒鳴網 我要評論( ) 閱讀:

2016年3月17日,黃永砅個展“蛇杖Ⅲ:左開道岔”中的展品。 西方藝術學界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大致可以用“縱向的貫穿”與“橫向的覆蓋”兩個路徑去審視。所謂縱向貫穿的路徑,大多是中國藝術史專家采取的研究方法,他們強調在中國藝術傳統的歷史框架

英文學者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概述

2016年3月17日,黃永砅個展“蛇杖Ⅲ:左開道岔”中的展品。

西方藝術學界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研究,大致可以用“縱向的貫穿”與“橫向的覆蓋”兩個路徑去審視。所謂縱向貫穿的路徑,大多是中國藝術史專家采取的研究方法,他們強調在中國藝術傳統的歷史框架中探究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而所謂橫向覆蓋的路徑,常常是非中國藝術史專家的作者普遍采納的研究方法,他們傾向于把中國當代藝術放在一個全球藝術語境中,結合歐美之外世界其他地區當代藝術的發展,去界定一種新型的世界藝術或者全球藝術。本文根據作者有限的觀察,只對主要的英文著作概述其要。

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西方學者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關注基本上還處于一個觀察的狀態,真正嚴肅性學術層面上的研究不僅缺乏,也很少有系統性。從時序上看,西方中國藝術史學者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性撰述,開始于80年代中期,其中以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玖安·樂博德·柯恩(Joan Lebold Cohen)和安雅蘭(Julia Andrews)為代表。這一批學者大體上還是把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中國新藝術看做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下的風格變化現象,因而常常以“現代”而非“現代主義”或者“當代”的概念去認知或分析,因而其客觀性的敘述往往多于理論性的討論。柯恩的《新中國畫1949—1986》比較詳細地介紹以“星星畫會”為代表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藝術群體及其活動,但是偏重于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者中國傳統藝術相關的繪畫實踐。蘇利文與20世紀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有著比其他任何西方學者都更緊密的關系,但他長期以來關注的基本上是從中國繪畫傳統一路發展而來的現象和藝術家。雖然他在《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以及最新版的《中國藝術》中,對中國當代藝術有所涉獵,但總體上是以事實的陳述和交代為主線。安雅蘭80年代初即與中國藝術界保持著長期的密切關系,但直到1993年前后才對中國的當代藝術產生研究興趣。她當年與高名潞共同策劃的“支離的記憶:中國前衛藝術家四人展”的展覽及其圖錄,第一次將具有當代意義的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呈現給了對中國藝術現狀所知甚少的美國藝術界,特別是中國藝術領域的專業人士。她和沈揆一合著的《現代中國的藝術》以大量的篇幅討論20世紀70年代末至2010年前后的當代中國藝術的發展狀況和主要作品,但作者基本上是從一個編年史的敘事和作品的描述角度去介紹廣為人知的作品,而對作品的討論以及在少數作品的選擇上,似乎對“當代性”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  

英文學者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概述

安雅蘭、沈揆一合著《現代中國的藝術》

真正標志著把中國當代藝術作為藝術史學科中的獨立研究領域而進行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則是巫鴻的《當代中國藝術,1970年代至2000年代》和保羅·格拉茲屯(Paul Gladston)的《當代中國藝術:一部批評的歷史》的出版。巫鴻的著作以編年史的體例作為全書的敘述主脈,把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史分為70年代至80年代、90年代和90年代至2000年三個時段,著重討論每一個時段中的重要主題。格拉茲屯在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時段劃分上與巫鴻區別不大,但他試圖把中國當代藝術放在從古至今的漫長歷史語境中去看待,強調從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視角,去考察各種理論話語如何影響了藝術家的觀念和實踐。他偏向于從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立場,分析西方藝術史家和批評家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闡釋如何不同于中國藝術批評家和藝術史家。這兩本著作是迄今為止對于中國當代藝術最具獨到見解和系統性的研究專著,巫鴻不僅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親歷和參與者,更是以其大量的展覽、圖錄、論文和著作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話語起到了界定的角色,而格拉斯屯則以他的解構主義分析為闡釋中國當代藝術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其他作者則側重從不同的理論、角度或者群體對中國當代藝術進行特定主題的研究和分析。楊天娜(Martina Koeppel-Yang)在《符號之戰:中國前衛藝術1979—1989,一種符號分析》中,從中國藝術機構和政策的變化去分析80年代主要的藝術運動,并把藝術作品放在大的社會政治語境中去進行符號學的讀解。盡管某些讀解或許有些牽強,但作者為西方的讀者提供了一種認識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當代藝術的視角。杜柏貞(Jane DeBevoise)的《國家與市場之間:后毛時代的中國當代藝術,1978—93》,試圖從藝術創作依賴于國家資助到藝術家順應市場的歷史轉變,探討藝術家在這個轉變時期如何在兩種不同的制度之間謀求藝術發展和創造的機會,并且因此而生成了一種特殊環境下的生存空間。招穎思(Melissa Chiu)的《突破:中國的海外藝術家》,首次詳細介紹了90年代初移居或客居美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的華人藝術家的創作,以具體的個案分析海外中國當代藝術家在跨文化語境中的協調、對話和抗爭的經歷對于他們藝術創作的沖擊。

英文學者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概述

Jill H.Casid and Aruna D'Souza 《Art History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Turn》

從超民族和跨文化視角去討論中國當代藝術的作者中,姜苦樂(John Clark)長期致力于亞洲現代藝術的研究,尤其著力于亞洲藝術中的現代性問題。他近年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藝術的現代性》和專著《亞洲的現代性:中國與泰國藝術比較,1980—1999》,延續了他認為亞洲的現代性不同于歐美現代性的理論,并且意圖從超民族的角度去重新認知和界定亞洲地區的不同文化身份。但他的理論有時候過于艱澀,而他對作品的選擇和比較也似乎過于注重理論的論證,而非藝術作品本身的特性。湯偉峰(Thomas J. Berghuis)的《行為藝術在中國》把中國藝術家的行為藝術放在西方和亞洲行為藝術歷史和實踐的框架中去分析,從社會政治、行為主體、行為與空間等角度梳理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中國行為藝術的發展歷程。理查德·維恩(Richard Vine)在《新中國,新藝術》中,以西方讀者更為熟悉和容易接受的媒材為分類,并以藝術家為主線,敘述性地介紹藝術作品在中國社會歷史語境中的演進。與其他學者稍有不同的是,這兩位作者的讀者對象似乎更偏重于非中國藝術學者的專業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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